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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年代(散文)

2019年10月18日 11:35 來源:中新網安徽

  很多人都認為,新中國有兩個“文學的年代”,那就是20世紀的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葉和20世紀的整個80年代。

  第一個“文學的年代”,應該是屬于我父親那輩人的。在那個年代里,中國文學從舊社會里走出,以全新的生活內涵、全新的時代氣息、全新的表現角度,帶給了人們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許多優秀的作家如周立波、曲波、楊沫、馮德英、杜鵬程、周而復等和他們大量的文學作品如《暴風驟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保衛延安》、《上海的早晨》等,組合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燦爛星空……這個時代,以“文革”的到來而宣告結束。那些優秀的作家和他們的那些優秀的作品,無一不在那場空前的浩劫中成為“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

  父親曾經也做過當作家的夢。父親沒法不做這樣“偉大”的夢。因為,他從當時的文學界中看到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曾經連斗大的字也認不得兩籮筐的高玉寶、崔八娃等等,竟然從識字認詞入手,奇跡般的創作出《高玉寶》、《狗又咬起來了》等在當時十分著名的小說,當之無愧地走進了“中國作家”神圣的行列。而較之他們來說“學問”無疑要高出一大截的父親,總覺得倘若不在那個“文學的年代”里一顯身手,將問心有愧,后悔終身。但遺憾的是,現實中的父親并未在新中國的第一個“文學的年代”里留下他絲毫的痕跡。他那許多好聽的故事和許多絕妙的構思,都只能成為他兒子耳邊的“口頭文學”。在我看來,父親太具備當一個“作家”的素質和氣質了;父親沒有成為一個作家,那實在是中國文學的一大遺憾……從第一個“文學的年代”走過來的父親,自從發現他的兒子我也有寫作當作家的欲望以后,就許多次的表現出他的不滿和恐慌,并許多次的在我面前作苦口婆心的奉勸,還不止一次的用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佐證了寫作當作家的危險。他的思維似乎總是停留在中國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好像不知道在我逐漸走向成熟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利用別人對文字、對文學的興趣和相應的成績來“謀算”別人的事情,只能是很多人都已懶得一聽的“故事”了。父親的嘮嘮叨叨,充其量只是讓我知道了他在像我這樣大的時候也寫過一篇可以算作“文學作品”的文章,但是,這篇父親的文學處女作還未曾找到“出世”的渠道,便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工作組”的案頭,險些成為父親榮膺“右派”稱號的重要“事跡”。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父親從此斷了寫作當作家的念頭,帶著他對新中國第一個“文學的年代”的深深懷念,悄悄地遠離了文學,最終帶著他那滿肚的學問走進了另一個寂靜的世界……

  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第二個“文學的年代”,那當然是屬于我們的年代了。其實在這個年代到來之前,我便已經對文學非常感興趣了。沒有當成作家的父親,卻把他那曾經對文學的愛好,在他兒子的基因里進行了潛移默化的發展。“總有一天,我會成為一名作家!”我清楚地記得,我信誓旦旦的講出這句話的時候,時間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夏天的某一天;地點是在歙南的一所山鄉學校里。那是一個我感到非常 “痛苦”的午睡課,當我向同樣非常“痛苦”的我的“同桌”背完了李心田的中篇小說《閃閃的紅星》中的若干章節以后,忽然間覺得當作家真是一件偉大和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便情不自禁的說出了這么一句話。其實那時的我還不知道什么叫“文學”,還寫不“暢順”一篇像樣的“作文”,甚至經常因為弄不清“作文”中 “主謂賓、定狀補”的關系而受到老師的批評……對我的口出狂言,我的“同桌”真得以為我是神經出了毛病,傻愣愣的面對著我,蠕動著口唇,好半天也沒有講出一句話來……

  時隔三年以后的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仲夏的某一天,我為了實現這么一句“豪言壯語”,終于有了具體的行動。這個“行動”后來讓我如實記錄在我業余文學創作20 年后所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滴水集》的后記中。那上面這樣寫道:1978年仲夏的一天,一位鄉下的毛頭少年,將一大疊自以為可以叫做“詩”的東西,裝進了一只自糊的信封,貼上了他用揀舊牙膏皮所換得的郵票。于是,少年的“希望”便沿著一條綠色的郵路,抵達了省城的某家期刊。那些“詩”當然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不久,少年便擁有了平生第一次的退稿。印有編輯部大名的信封中,還附有編輯未署名的親筆信,信上寫有很多熱情、鼓勵的話。少年至今不知道給他寫信的編輯姓甚名誰,但正是那些知心貼肺的話語,使他心中燃起的文學之火更為濃烈了。而且,20年來,一直未曾停息……

  那毛頭少年,就是我。

  從此,這個“毛頭少年”便開始了他個人 “文學的年代”,盡管那時新中國的所謂第二個“文學的年代”還正在孕育階段,離成熟脫胎尚有一定的時日。當然,那時的我所進行的一系列“文學活動”都是偷偷摸摸的,如同電影里地下工作者在從事地下活動一樣。我之所以要做“地下工作者”,那絕非害怕當時政治空氣的險惡,而是因為擔心威嚴的父親一旦發現我的“不自量力”而棍棒交加。好在不久我便初中畢業,考取了蕪湖的一所中等衛生學校,離家遙遙千里,父親已經是鞭長莫及,顧不上他的兒子是愛“文”還是愛“武”了。沒有了父親的“干預”,我便如一匹“行空”的“天馬”,“悠悠萬事,唯‘文’為大”起來。說來也是巧事,在蕪湖上學的第一年,我便遇上了一位有著作家身份的老師,讓我倍加興奮和激動。他帶了我一個學期的《語文》課,而且對小小年紀就在學寫“文學作品”的我倍加器重。那時他也不過三十七、八歲的年紀,但已經是省內外小有名氣的作家了。若干年后,我在散文《我的老師》中這樣記述了我與他的交往:“他的個頭中等,戴近視眼鏡,講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種文人獨特的風度……他的課講得生動,常常講一些書上沒有的文學界的舊聞軼事,推薦我們去讀一些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作品。記得第一次命題作文是寫《刻舟求劍》的故事新編,全班幾十位同學的大作都叫他給批得一無是處,唯獨我的一篇‘還象那么回事,有想象力’。從此也就更加激起了我對文學的興趣,一有空暇便信筆作起‘小說’來。寫完一篇,就送給他看。他也總是很仔細地批改,從未有過絲毫的厭煩。一年后,他便離開了我們,調往省城工作去了……”在我們相識20年后的1998年,他欣然提筆為我的《滴水集》撰寫了《序言》,其中這樣寫道:“……以后,我調來省城參與某文學期刊的編輯,他畢業后分配到歙縣某醫院救死扶傷。這期間,他不斷地寫些小說散文之類的稿件寄給我,我們又從師生關系變成了編輯與作者的關系。說起這件事,我就感到十分負疚。這是因為他不斷來稿,我就不斷提出意見給他退稿,想用這種方式逼他寫得更好些。也許我做得太過分了,太無情了,使他失去了信心,漸漸就不再寄稿來了。我有些后悔,感到挫傷了他。其實,他的多數來稿是可以用的,從當時所刊用的稿子來看,有些并不比他的更好些。回憶起這件事,就感到自己當時的迂腐。今天,只要是熟人,是圈子里的哥們姐們,就沒有不可用的文章,就沒有通不過的關卡,而我當時竟讓我的得意高足失去了嶄露頭角的機會,這影響怕不可低估……”其實,他的“負疚”是大可不必的。多年來,他不知為我閱改過多少的稿件,我連感激都來不及呢。我又何曾不知他對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呢?我之所以不再給他寄稿,其實是因為我清楚了當時自己確切的水平后,及時地遏止了自己“好高騖遠”的念頭。也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又幸遇了縣文化館編輯文學內刊的一位作家老師。當他在那所山鄉醫院里發現我的存在時,我正在為自己已經擁有滿滿的一抽屜退稿而不知所措。他邊翻閱我的文稿,邊告訴我一些他的創作經歷。于是,我知道了他也是一個為了文學創作而吃夠了各種苦頭的人,從一個普通的民辦教師努力成長為一個作家,其間所受的苦難真是三天三夜夜也說不完……于是,我在他的引道下,從最基層的刊物發稿,開始了我循序漸進的文學生崖。若干年以后,當他退休離崗,將那份凝聚著他大半身心血的文學內刊交到我手里的時候,我雖然意識到此后我將承受許多的麻煩和辛苦,但作為這份文學內刊所培養起來的“作家”,作為歙縣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第三任文聯主席,我感到有責任、有義務挑其這副文學的重擔。因為,它畢竟是業余作者們走向成熟的一級不可或缺的臺階啊……在我走上文學之路以后,上述兩位老師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倘若沒有他們的精心指教和真誠啟蒙,我又如何能夠打好那起碼的文學基礎,迎來新中國的第二個“文學的年代”呢?

  第二個“文學的年代”到來的時候,我已帶著我的文學理想,走上了工作崗位。這是一個崇尚文學、尊重作家的年代;這是一個佳作疊出、百花齊放的年代。除了不斷有老作家們“重放的鮮花”奉獻給社會之外,新作家們也發奮創作,不負眾望。劉心武、王安憶、從維熙、陸文夫、程乃珊、馮驥才、魯彥周、王蒙、李國文、張賢亮等等、等等,我們無不為他們每一個響亮的名字而歡呼;無不為他們每一個優秀的作品而激動。我至今也忘不了郵局門前那購買《小說月報》的長隊;我至今也忘不了文化館里業余作者聆聽文學講座時的熱情……那時,我也不過是一名在有關報刊上發表過幾塊“豆腐干”的業余作者,但在那小小的山鄉里,我似乎享有著與我的“業跡”不相匹配的顯赫“名氣”。我禁不住為自己感到無比的慶幸,因為我欣逢了一個真正的屬于文學的年代。我至今仍然在不時地懷念著那個令人歡欣鼓舞的年代。然而,20世紀的80 年代以后,那個“文學的年代”卻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到來悄悄地退隱而去了……如今的社會,還有多少渴望文學的人呢?還有多少尊重作家的人呢?還會有人為涌現一個杰出的作家而歡呼嗎?還會有人為發現一部優秀的作品而激動嗎?……我不知道。我真得不知道一個作家在今天人們眼里的確切位置;我真得不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在今天的社會中究竟還能發揮多大的作用?然而,不識時務的我,偏偏在這樣的時候成了安徽省作家協會的會員。當曾經我夢寐以求的省作協會員證寄到手里的時候,除了自己躲在一旁作悄悄的自我欣賞外,我還能渴求別人對此能有其它的什么表示呢?

  面對這能夠代表我已取得“作家”稱謂的證件,我不能不為自己掬一把辛酸的淚水。為了圓一個少年時代的夢想,20多年來,我所擁有的酸甜苦辣有誰能說得清楚呢?人生能有幾個20多年啊,在這期間,我看見很多曾經與我相識相伴和相知的人,一個個學有所成了,一個個嶄露頭角了。他們或成了專家,或成了學者,或成了能工巧匠……而癡迷文學創作的我呢?除了留下幾個干巴巴的文字和由這些干巴巴的文字所組合而成的幾本少有人看的小書之外,還剩余幾何呢?筆耕20多年的我,幾乎嘗試了所有的文學樣式,筆底流出的文字數以百萬,身上付出的血汗無可計量。20多年悄然而過,原先那個毛頭少年,卻已在歲月的磨礪中步入了中年。他的黑發間在不斷地添增著銀絲;他的額頭上正逐漸地加深著皺痕。一次次的日升月落,一回回的冬去春來,有誰能體會到一個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那一腔的愁情呢?

  盡管屬于我們這代人的“文學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盡管不少“財大氣粗”的款爺富姐們早已不把文學當作一回事,盡管我們曾經堅強龐大的文學創作隊伍正在與日俱減,但面對現實,我無怨無悔。因為,我知道文學讓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我本應該得到的東西,文學也讓我得到了很多很多從其它地方不可能的到的東西,文學更讓我得到了許多能夠真誠相待的師長和朋友。正如我在一篇散文中所寫的那樣,“他們能讓我推心置腹,能分享我的苦辣酸甜,能在我人生的任何時候都對我‘一視同仁’……”當我春風得意的時候,是文學讓我不要停滯不前;當我冷落失意的時候,是文學讓我不要妄自菲薄。文學就像我那忠誠、忠貞的老朋友一樣,我怎么能輕易地放松或放棄她呢?

  在文學已普遍不景氣的今天,在第二個“文學的年代”已悄然而過的今天,我相信總會有一些仍然需要文學的人存在;也相信肯定會有一些如我一般的癡迷文學的人存在!所以,在文學這條崎嶇的小路上,我將甘守清貧,不怕寂寞,一如既往地走向明天,走向未來,信心百倍地去迎接下一個“文學的年代”!(程兵)

編輯: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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